勤儉節約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。革命戰爭年代，為應對困難和鞏固紅色政權，我們黨積極貫徹厲行節約的方針，號召黨員干部和群眾同心同德“過緊日子”渡過難關，有力支援了革命事業和經濟建設。雖然各個階段面臨的困難迥異，采取的節支方式各有側重，但以政府“過緊日子”換取人民“過好日子”的初衷不曾改變，“過緊日子”也成為我們黨應對和化解困境的寶貴經驗。

土地革命時期：黨員干部模范帶頭省吃儉用

由于國民黨接連不斷的軍事“圍剿”和經濟封鎖，中央蘇區出現嚴重的物資匱乏，軍民生活極其困難，紅色政權面臨生存危機。為應對危機，黨中央號召黨員干部模范帶頭省吃儉用，中央蘇區政府提出了“節省每一個銅板”，集中財力保障軍需，成功粉碎了敵人的封鎖。

毛澤東當時只有一床連棉花帶布不到三斤半的舊棉被，晚上睡覺用禾草做枕頭，衣服只有兩套，還打了很多補丁。他在《井岡山的斗爭》中寫道：“好在苦慣了。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，從軍長到伙夫，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。”中央蘇區的干部和工作人員都只分配一雙草鞋、一頂雨笠。中央蘇區政府提出了“節省每一個銅板”的口號，在黨政人員中廢除薪餉制，實行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的供給制。1934年，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呼吁：“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，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。”蘇維埃政府率先垂范，機關人員每天只吃兩頓飯以節約二兩米，九個人用一盞燈集中辦公，每間辦公室只發一盒火柴。地方政府積極響應，大幅減少預算和雜費等，后方軍事機關也盡量減少浮支。中華全國總工會還要求中央蘇區工作人員自帶伙食。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帶頭不要公家伙食費，從家中背米辦公。閩西有一首歌謠：“蘇區干部好作風，自帶干糧去辦公。日著草鞋干革命，夜打燈籠訪貧農。”這首歌謠真實反映了當年中央蘇區干部訪貧問苦、節約奉公的動人形象。僅四個月時間，中央蘇區各部門不僅完成了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的目標，且實際節省額比計劃數超過近一倍達一百三十萬元，超額完成預定目標。

抗日戰爭時期：開展大規模節約運動和精兵簡政

抗戰時期，日本帝國主義對抗日根據地實施瘋狂的經濟掠奪，加上國民黨切斷八路軍和新四軍軍餉來源，根據地各項供應緊張，財政發生嚴重困難。各抗日根據地積極開展大規模節約運動，此外，中共中央實施精兵簡政，以節省民力、減輕人民負擔，齊心協力渡難關。

各抗日根據地紛紛按照中央指示，結合自身實際制定了較為詳盡的節約舉措，通令所屬各部、各級機關詳細傳達、廣泛動員,當時主要包括節約糧食、被服、辦公用品等吃、穿、用三個方面。1942年，晉西北行政公署規定，從預決算制度入手嚴把糧食節約，嚴格執行糧票制度，從嚴貫徹客飯制度，所有在職人員均不得開客飯，各機關臨時召集的會議和訓練班，“其參加人員均由原機關、部隊攜帶糧食或糧票，一概不許另列預算”。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規定，厲行被服登記、使用制度;五年一條棉被，二年一套棉衣，一年一套單衣;被服按季交公家保管，破爛被服交公;無被服表不予分配工作。邊區政府還規定，印刷品少留空白和天地，“十份以下不印刷”，一般不用完好的白紙，需要使用好紙時，也要做到一張信紙兩面用;在信封的使用上，一個信封要用四次;在筆的使用上，則嚴格執行“舊筆換新筆，一年一個筆帽”的制度;在燈的使用上，提倡盡量少點燈。1943年，晉西北行署貿易局利用廢稅票代紙，每月節省麻紙七刀，每年可節省白洋七十元;晉西北軍區政治部收集利用廢紙、舊本子，每月少用紙張兩百余刀。

1941年12月，中共中央發出指示，提出必須普遍地實行精兵簡政。1942年，毛澤東曾強調：“今后的物質困難必然更甚于目前，我們必須克服這個困難，我們的重要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。”精兵簡政的重點是嚴控負擔人口與軍政人員比例，陜甘寧邊區政府系統的精兵簡政運動先后進行過三次。1943年2月實施的《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》提出，邊區政府吃公糧的人員尚有一萬一千五百名，這次精簡決定減至七千五百名，即減去百分之三十五。與此同時，黨的中央機關也進行了調整和精簡。1943年3月通過的《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》明確提出，將黨務研究室、政治研究室、中央研究院一部分、圖書材料室合并成小而精干的中央研究局。陜甘寧邊區直屬機關從三十五個減到二十二個，邊區政府機關在緊縮后，精簡百分之四十八人員，節省百分之四十六經費。總部直屬隊緊縮后只留下原有人員的百分之四，其余的充實基層或回到生產第一線，其他抗日根據地也響應黨中央號召，積極精簡機構，裁減冗員。

解放戰爭時期：堅持厲行節約的方針

抗戰勝利后，飽受戰爭摧殘的解放區經濟十分困難。毛澤東多次提到厲行節約、反對浪費的思想，提出實行供給制，主張降低黨員干部生活水平。1946年7月，他在《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》中強調，必須作持久打算，十分節省地使用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，力戒浪費。為了支持長期戰爭，切實減輕人民負擔，爭取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，各級黨組織紛紛響應黨中央號召，相繼出臺了具體方案。

解放戰爭開始后，陜甘寧邊區成為大后方，為前方提供物資，保證前線供給。1946年10月，西北局發出《為支持長期自衛戰爭關于厲行節約的指示》，安排部署邊區厲行節約工作，要求邊區軍民必須更加加緊生產、必須更加厲行節約，提出開展檢舉貪污浪費運動、緊縮開支、精簡機構、艱苦生活、愛惜公物等七項任務，全面而又細致地規定了各財政供養機關厲行節約工作規范。1947年3月，蔣介石糾集重兵，向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，中共中央各機關及西北局主動撤離延安，轉戰陜北。面對撤離后的物資緊缺困境，西北局后委發出生產節約的指示，要求全體后方人員，除傷病員、年老者在當地條件許可下適當優待外，一律節衣縮食，學會過貧農生活，鍛煉艱苦作風。節約的主要物資是糧、草和被服，要做到不浪費一粒米，一根草，一寸布。中共中央華東局通過了精簡、節約、清理資財三大方案和具體辦法，在實行精簡的同時，狠抓節約開支，明確提出三個方面要求：一是降低供應標準，取消干部待遇，取消小廚房;二是減少一切非必要開支;三是節省個人耗費，如停止發煙及減低機關伙食標準，改善工作方法，以最低成本獲得最高的生產質量，提倡勞動競賽，動員工人及技術部門同志自愿適當降低津貼，向黨員干部提倡個人節省，要求不亂用公家一文錢、一粒糧、一點東西，養成廉潔奉公的模范作風。1948年春，淮北解放區因戰爭和連年大水的雙重重創，財政陷入極度困難。中共華中七地委為應對困難提出了十大方案。其中，厲行節約方案規定，凡脫離生產的黨政軍人民，每人每日節糧二兩;盡量節省開支，取消紙煙招待，晚上少點燈，降低機關伙食;注意個人節約，不準隨便亂用民力。淮北各地也立即開展精簡節約、搶救災荒運動。淮北地委、專署、交通局等一致決定改吃兩頓飯;同時，為減少人民負擔、不浪費民力，地委直屬機關組織干部、雜務人員自己向災區運公糧。這些節約措施的貫徹實施，促進了解放區經濟建設，有力地支援了前線，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物資保障。

來源：《群眾·決策資訊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