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3月，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，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那段關于“進京趕考”的對話，被歷史銘記。“趕考”命題的提出，是長期醞釀思考的成果。從毛澤東這一時期所作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，可以更好理解“趕考”的背景和內涵;而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，更有助于體會這一命題對于今天的現實意義。

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，毛澤東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的偉大勝利，認為要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，廣大黨員干部必須經歷一場“趕考”。在勝利面前，黨內可能會出現一些不良情緒，比如驕傲情緒、停頓情緒、貪圖享樂的情緒等。國內革命斗爭的形式可能發生變化，國際敵對勢力也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展開圍剿，面對內憂外患，要做到“兩個務必”，要謙虛謹慎，做好思想準備。毛澤東自信地說：“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。”可以說，由此孕育的“趕考”精神，是中國共產黨在偉大勝利轉折時期的獨特財富。

“趕考”精神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，首先表現為共產黨人強烈的宗旨意識、憂患意識。在黨的地位和面臨的任務都發生根本性轉變的背景下，共產黨人始終保持清醒頭腦，居安思危、勇于進取。“趕考”也體現了共產黨人的理論和文化自信。這種自信源自歷史經驗、執政基礎、執政能力，更來自對選擇的道路和制度的堅定信念。“趕考”還蘊含著共產黨人對中國夢的初始思考和理論探索。從毛澤東提出“奪取全國勝利，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”，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“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，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”，可以發現，無論是“趕考”還是中國夢，都秉持著中國共產黨一往無前的優良傳統。

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從西柏坡出發的趕考，強調“趕考遠未結束”，號召學習《黨委會的工作方法》……一系列論述賦予了“趕考”新的時代內涵。

這種“新”首先體現在時空層面。毛澤東把進京比做“趕考”，習近平總書記則把黨的事業比做“趕考”，要求全黨要謙虛謹慎、不驕不躁、艱苦奮斗，永遠保持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精神，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，為實現“兩個一百年”目標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，續寫“趕考”的新篇章。

“新”也體現在明確誰是考官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，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”“一個政黨，一個政權，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。如果我們脫離群眾、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，最終也會走向失敗”。可以說，人民正是這場趕考的主考官。

“新”還體現在對考生有更加全面的要求。我們常說，所有的黨員干部都是這場大考中的“考生”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員干部的五個標準，即信念堅定、為民服務、勤政務實、敢于擔當、清正廉潔的要求，就是為了讓每個考生都有自我凈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，走好這條“趕考路”。

時代在發展，思想也與時俱進，但共產黨人的那份初心長存，共產黨人的奮斗永遠在路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