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柏坡時期是中國革命最獨特、最輝煌的歷史時期，中國共產黨實現實力由弱小變強大、戰略由被動轉為主動、地位由從屬變為主導三個重要轉變。“黨已經不是小孩子，也不是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，而是一個大人了。”(本文全部引述均出自《毛澤東選集》第四卷)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，促使井岡山、長征、延安時期黨所具有的信念、勇敢、反省、圖存的共性，逐一升華為自信、果敢、自省、圖強的特性，彰顯出中國革命的“制勝基因”，構成了具有重要當代價值的西柏坡精神。

從“信念”到“自信”。從井岡山時期的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，到延安時期的《論持久戰》，均充滿了必勝的信念。由于當時黨處于從幼年到初步成熟階段，綜合實力較弱，尚未形成鮮明的自信品質。直到西柏坡時期，黨的實力顯著增強，“成了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黨”，信念才逐步升華為自信：“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，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”;第一次公開提出“打倒蔣介石，解放全中國”，建立新中國的口號標志著黨結束了自成立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、長期以來寄人籬下的地位，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主體，“我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”，“自信”成為黨的鮮明標志。不斷的勝利使黨成為歷史的主導，推進戰略反攻、實施《中國土地法大綱》、結束三大戰役，凝鑄了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堅定自信，“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，這一點，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”。

從“勇敢”到“果敢”。井岡山時期直至解放戰爭初期，面對強大的敵人，黨彰顯了不怕艱難困苦、不畏流血犧牲的頑強與勇敢。到了西柏坡時期，黨掌握了戰爭主動權，在進攻態勢下和主動進取中勇敢升華為果敢：在粉碎國民黨全面進攻后，黨審時度勢、果斷決策，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，拉開了戰略反攻的序幕;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抓住戰機，及時組織戰略決戰;面對國民黨“劃江而治”的圖謀，黨中央及時決斷，明確指出必須全部消滅一切反動勢力，將革命進行到底。至此，果敢的革命精神已全面展現。

從“反省”到“自省”。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，血的教訓讓黨反省，走上了井岡山;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和長征初期的慘痛失敗讓黨反省，實現了遵義會議的轉折;延安時期開展了“整風運動”，既是對經驗的總結，又是對教訓的反省。直至西柏坡時期，反省才升華為自省：黨承擔了與以往革命高潮不同的歷史責任，單獨領導了新的革命高潮，要求黨更加注重自身建設，時刻保持清醒頭腦，強化自省品質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，開展了整黨運動。如果說整風運動是基于過去錯誤的徹底反省，那么整黨運動則是在面向未來、走向勝利的情況下黨清醒冷靜的自我省察和自我教育;這種自省品質也體現在人民解放軍開展的新式整軍運動，體現在戰略反攻情況下頒布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”的訓令;在全國勝利前夕，毛澤東面對黨在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問題居安思危，及時敲響了警鐘，提出了“兩個務必”，將自省銘刻在每一個共產黨人的腦海里。

從“圖存”到“圖強”。在井岡山、長征、延安時期，面對白色恐怖，盡管胸懷遠大理想，但黨要優先考慮生存問題。直至西柏坡時期，黨逐步擺脫了險境，由圖存逐步轉向圖強：粉碎國民黨重點進攻后，黨提出了解放全中國的口號;遼沈戰役勝利后，黨未滿足已取得的成績，向著奪取全國勝利的目標乘勢而上;三大戰役勝利后，及時發出“將革命進行到底”的號召，彰顯了黨不安于現狀、奮發圖強的精神;在七屆二中全會上，面對將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的轉換，毛澤東同志語重心長、高瞻遠矚，指出“奪取全國勝利，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”，繼而提出了“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”的建設目標，圖強的革命精神鮮明呈現在世人面前。

自信、果敢、自省、圖強這些革命精神源于井岡山、長征、延安時期的必勝信念、頑強勇敢、反思反省、救亡圖存。到了西柏坡時期，在經歷了長期革命的磨礪、成長、積蓄后，黨對自己力量有了充分自信，果敢地發動戰略反攻，在“兩個敢于”“兩個善于”的偉大實踐中鑄就自信、果敢、自省、圖強的西柏坡精神。在不斷勝利的形勢下，在全國解放前夕，警惕黨內的驕傲情緒、貪圖享樂之風滋長，彰顯出黨自省自勵、高瞻遠矚、繼往開來的優秀品質，在“兩個堅持”“兩個務必”的偉大實踐中進一步深化了自信、果敢、自省、圖強的西柏坡精神。西柏坡精神是一個有機統一整體，自信是基礎，果敢是表現，自省是保障，圖強是內在動力和價值追求，四者相輔相成，共同成就了黨在西柏坡時期的偉大勝利。西柏坡精神，是黨自身優秀品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實踐中的彰顯，是中國革命重要的“制勝基因”之一。當前，我們經過新中國建立初的探索、“文革”時期的曲折、改革開放30多年的具體實踐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、理論、制度日臻完善成熟。作為中國革命“制勝基因”之一的西柏坡精神展現出的真理品性和當代價值，必將對新時期推進“四個全面”戰略布局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重要作用。